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戈恩擅长以削减成本的方法提高利润率，其咄咄逼人的做法赢得了“成本杀手（Le Cost Killer）”的绰号。日本经济新闻称，1999年，日产最大股东雷诺派遣戈恩至深陷经营危机的日产，当年10月，戈恩宣布了以3年内削减1万亿日元成本等为支柱的日产重建计划，带领日产实现“V字复苏”。
贵州省投资促进局局长马雷此前对第一财经记者表示：“企业会提出很多资金支持方面的条件，要求政府入股等等。比如前段时间我们谈一个芯片的项目，对方要求我们一星期之内入股30亿，经过反复的商量，我们拿不出这个钱，很好的一个项目，就只有放弃。”彭澎表示：“当然营商环境等软条件也非常重要，但只有硬件跟上了，软件才能发挥作用。”
割舍两家上市公司控股权 只求解脱债务2018年，A股多家上市公司的控股股东出现资金紧张甚至资金链断裂问题，由此引发大量股份转让甚至控股权易手案例。一时之间，一批民营资本系族瓦解，一些老板至今仍困囿于债务泥淖中无法脱身，其中亦包括阙文彬。尽管阙文彬从不接受媒体记者采访，但他的两家上市公司近几年来在各大领域纵横驰骋，亿级、10亿级收购案不断披露，吸引了不少投资者目光以及他们的钱袋。只是，风向变了。今年3月21日、30日，两家上市公司连续披露阙文彬卖壳终止的消息。
但是如果目的是为了促进企业经营状况，降低企业所得税率却不一定有预期效果。在宏观经济未明显回暖的时候，只有那些经营状况好的企业，才会有较多的税前利润；而真正需要帮助的企业，利润水平非常低下，甚至多年亏损，这些企业在25%的税率时是不交税的，即使税率下降了，他们的企业所得税也是很少，由此的减税效应也就很小了。
从监管态度来看，决定拟上市银行发行规模和发行价格的最核心要素是市盈率指标。贵阳银行彼时就是凭借发行价格对应的市盈率低于行业平均水平，避免了推迟发行，也就是在2016年银行股IPO中，唯一一家发行规模与预期维持不变的上市银行。如果按照发行价格不低于每股净资产测算，目前排队银行的市盈率在5倍至15倍之间；其中，郑州银行、长沙银行、亳州药都农商行的市盈率低于6倍；威海市商业银行的市盈率低于7倍；浙商银行略高于7倍。
资产质量方面，7家银行今年上半年资产质量稳定向好，其中4家不良贷款率有不同程度的下降，张家港行下降0.04个百分点至1.43%，郑州银行下降0.08个百分点至2.39%，杭州银行下降0.07个百分点至1.38%，成都银行下降0.08个百分点至1.46%。宁波银行、江苏银行、长沙银行不良率与上年末持平，分别为0.78%、1.39%、1.29%。
